在很多人的眼中，张献忠应该是李逵一类粗人，大字不识一箩筐，满嘴粗话。

的确，流传于世最粗俗不堪的一道“圣旨”，据说，就是他的杰作。

说，张献忠部将刘进忠驻兵四川遂宁，屡次想想拔掉清军占领的汉中，张献忠千叮咛、万嘱咐，要他不得轻举妄动。刘进忠不以为然，执意出兵，导致大败。

张献忠气得不行，让身边幕僚一字一句照录自己口授的“圣旨”，云：“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‘咱老子叫你不要往汉中去，你强要往汉中去，如今果然折了许多兵马。驴球子，入你妈妈的毛！’钦此。”

张献忠这道让人笑喷的圣旨，让人在他的身上贴满了诸如没文化、粗鄙、低俗等等标签。

计六奇《明季南略.张献忠乱蜀始末》中也有提到，1645年，张献忠准备娶原崇祯朝阁臣陈演之女为皇后，礼部送来册封皇后的诸多礼仪。张献忠不耐烦，破口就骂：“皇后何必仪注？只要咱老子毬头硬，养得她快活，便是一块皇后矣，要许多仪注何用？！”

如此污秽之语，简直不堪入耳。

张献忠，是否真的如此粗鄙不堪呢？

张献忠曾对一个读书人说过，自己也是读书未成，屡次落第才，这才投军的，先是投到洪承畴标下吃粮，还到辽东打过后金，一尽想博得个一官半职，哪料，“对垒交锋处有我，叙功疏上无我”，一时气愤不过，在中牟县领着黄虎起事，纵横天下。

张献忠这番话，多半是真的。

徐鼐《小腆纪年附考》记，1643年张献忠攻陷蕲州，纵兵大杀。前任陇右道李新寻父尸体，大骂张献忠。张献忠当然不会客气，挥刀把李新砍了。顾景星的《白茅堂集》也记录了此事，还收录了张献忠杀李新后在蕲州驿墙壁上题的一首悼诗：

山前山后皆出松，地平平地柳成阴。

桃李笑柳柳笑松，千秋万古还是松。

落款是：关西张秉吾题吊李新。

诗写得好不好不说，主要显示出了张献忠喜欢舞文弄墨的一面。

特别要指出的是，他还有文人的雅号：秉吾。

不过，一方面杀气腾腾地砍人脑袋，一方面又兴致勃勃地作起诗来。这种人，想想也够恐怖的。

吴伟业的《绥寇纪略》也说张献忠“尝题诗黄鹤楼，令其下属和”，不但在黄鹤楼作诗，还要部属写诗相和，雅兴不浅。不过，这首黄鹤楼的诗没流传下来。

法教士利义思和安义思的《圣教入川记》则记录有张献忠另一首诗：

高山有青松，黄花生谷中。

一旦冰雹下，黄花不如松。

这首诗与前面那首“题吊李新”一脉相承，足见张献忠喜赋诗不是虚言。

张献忠曾被大明阁部杨嗣昌的“十面张网”大法逼得上天无路、入地无门，九死一生。

作为反击，张献忠全力攻打襄阳府，处死了襄王朱翊铭。

襄王之死，杨嗣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，由此忧愤交加，最终沙市吐血身死，归葬常德。

杨嗣昌的儿子杨山松在《孤儿吁天录》中记，张献忠余恨未息，占领常德后，又挖杨嗣昌的坟以鞭尸，并给常德知府送去照会：

照得朱贼杨（嗣昌）某，昔年曾调天下兵马，敢抗天兵。某（杨嗣昌）幸早死，于吾忍矣。今过武陵，乃彼房屋、土田、坟基在此。只不归顺足矣，焉何拴同乡绅士庶，到处立团？合将九族尽诛，坟墓尽掘，房屋尽行烧毁。霸占土田，查还小民。有捉杨姓一人者赏银十两，捉其子孙兄弟者赏千金。为此牌仰该府。

从这则照会来看，文理通顺，不通文墨者绝不可为。

但这还不是最厉害的。

彭遵泗《罗碧》记，张献忠占领成都后，正式建立政权，初称大西国王，不久称帝；定年号为大顺。以成都为西京，蜀王府邸为宫殿。设立官职，开科取士。张献忠在四道各设学官一人，命令各州县起送士人参加科举，规定若有父兄阻挡子弟赴试，要受到严厉惩罚。一时间，参加大西政权科举的人非常多，非常热闹。考试方法改八股为策论。张献忠亲自写了一篇《万言策》，“历评古今帝王，以西楚霸王为第一”，颁发学宫，供士子学习。考试及格的人由吏部分别授官。

当然，张献忠流传于世最著名的话莫过于他经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“人命在我，我命在天。四方有路，在劫难逃”，以及刻在“圣谕碑”的上的碑文“天有万物与人，人无一物与天。鬼神明明，自思自量。大顺二年二月十三日。”

这句口头禅和“圣谕碑”碑文充分暴露出张献忠的变态心理：他把自己比喻为天，厌恶和仇恨天下一切人。

这，也是张献忠残暴嗜杀的根源。

不管怎么样，张献忠的嗜杀，并非缘于人们想象中野蛮愚昧的兽性，而是精神分裂和过度变态泯灭了人性。